成都战役要图（1949年12月上旬-27日）（局部）
为垂死挣扎，国民党四川省保安司令部颁发国防部的《匪后全面游击办法》，要求：“县长均兼任各该县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司令”。12月9日，蒲江县自卫团改组为蒲江县反共自卫救国军，县长李福涵任司令，兼眉山反共自卫救国军副师长，余青洲任团长、副团长杜长松、团附黄仕荣、一营长周韵之、二营长郭应举、三营长王桂林、军需主任徐翰香，官兵约七百余人。
李福涵，号宛庚，又名李联焜，四川成都人。1926年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毕业，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脱党后曾任绵竹县政府秘书。1949年4月，随蒲江县长李四荣任秘书，12月代理县长。李福涵为人反动，抓捕农民赵保全、佘全盛、小贩王冕等，以“土共”罪名枪杀。他向县府人员训话说：“共产党来了，就是机关工作人员，都要被杀死或活埋。”他摊牌苛捐派人去彭山购买武器，决定凭据“长秋山之太清观、朝天寺，官帽山之崇佛寺，总岗山支脉之尖山寺、看灯山、光明寺”一线，妄图拉走部队，成立流动政府与解放军打游击战。蒲江县反共自卫救国军成立该日，他四处张贴布告，还命令自卫团到名山马岭攻打已宣布起义的刘文辉24军，在那坝场与24军激战一天。解放军兵即将临城下之际，他在公园坝集合部队讲话：“国民党没有用处，我们百姓给它的吃穿，美国有良好的武装，打不败共产党。今天的共产党进入了我们的四川，我们一定要反共产党。”李福涵派出警戒线到解放军由丹棱往蒲江之踏水桥，命将县城四通城门堵塞，在后花园新辟小西门，供军队人员出入，妄图利用后山地势顽抗。
民国时的蒲江县城图
余青洲，生于1915年，蒲江县东北乡张塘村三皇庙（今属鹤山街道）人，1937年抗战军兴随李家钰之第47军赴山西对日作战，因军功拔为营长。1945年抗战胜利之际，全国部队整编，余调第二十八军军官总队领上校衔任区队长。1947年退役回川，寓居成都，参加哥老会“灵羽社”任该社九支社社长。余素嫉土豪劣绅之欺人霸道，提倡正义，生振兴家乡之心愿，遂自省返蒲。1948年，任蒲江县陆军在乡军官会总干事，青洲与中共秘密党员谢育生之“青年社”合作，共同谋划造福桑梓大计。是年，县府司法处抢购大米，造成物价暴涨，民怨载道。青洲以军官会名义，张贴“打倒知法犯法的司法处”“打倒出尔反尔套购物资的贪官污吏”标语，予以无情揭露鞭挞。1949年，县长李四荣、秘书李福涵举办警卫人员训练大队，组建县自卫团，委余为大队长、团长。是时，解放军大举入川，二李谋以自卫团为基础，胁迫余离蒲随王陵基西窜。为全县人民平安计，兼任蒲江仁智公口社长的青洲提出“主张公道，保卫家乡”的口号，深受民众欢迎，由是声名鹊起。余与部属杜长松、王桂林、郭应举、徐翰香、黄仕荣，密商保土大计，提出“蒲江的人枪保卫蒲江的桑梓”，决定：对二李虚与周旋，对新政权决表欢迎。余青洲备“欢迎解放军莅临”信函，云：“解放军前线指挥官鉴：蒲江十万军民，向主张和平，反对内战，兹闻贵军到来，我等竭诚欢迎，今后倘有嘱咐，愿任前驱。蒲江县自卫团及全县民众上”。
王桂林，蒲江县东北乡七村（今属鹤山街道）人，曾任李家钰47军营长，河南滑县战役中被俘，在解放军太行军校经过一年的教育，已心向共产党。他密切配合余青洲积极作好团部主要人员与二、三营的工作，孤立李福涵和一营长周韵之等少数顽固分子。
据1989年3月29日郭应举回忆，1949年11月间“在王桂林处与徐翰香相识，听到他讲形势。我们也商谈怎样保卫家乡”，12月“形势越来越紧，逢人都在说，假如解放军到来，自己怎么办的问题。于是我亦考虑到自己切身事情，与王桂林专门谈过几次。我曾又一次隐隐约约说到，自卫团将来实行自主，即不与解放军作对，人不离枪，枪不离县。我的想法完全是出于家乡安定。”
12月17日，蒲江乡贤袁至诚、陈树尧、陈君衡在东门袁家楼上用小红方纸书“欢迎解放军、迎接共产党”“保境安民”“主张公道、提倡正义”等标语口号，乘夜张贴于电杆、树木和城门洞。18日，县城群众围观标语，议论纷纷，李福涵惊恐万状，派兵前去一一撕毁。
12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第10军28师83团从丹棱北上，翻过长秋山进入蒲江县境，一路急行军兵临蒲江城下。
由于解放军的力量强大，李福涵见县城四门无法守御，军心动摇个个惧怕，知道大势已去。经秘书廖自由、参谋长林俊文策划，放弃到邛崃与邛崃县长任和平会合的想法，遂于该日早上决定放弃抵抗、同意起义。
旧县政府职员王澄锱《蒲江解放前夕的情况和解放当天的情况》（1951年7月5日蒲江县公安局档案）回忆：“至解放当天，李福涵传令叫一营和直属队移彭榜山。李福涵、余青洲到东门外去时，我们正向彭榜山撤动，只走了一半的人，解放军就到了，他们立即打了几炮，我们满山乱跑。后来，机枪声太凶，大家多不敢乱跑了。只有董世荣的枪好，是支冲锋枪，他还了几枪。那时，李福涵和解放军负责同志已到后操场说明解放了，不要打枪了。后由魏科长在操场召集我们说话，喊我们回原岗位立功赎罪。”
据郭应举回忆，“十二元十八日，解放军即将到，由县和团来通知说：十九日拂晓四点吃早饭，全团在后花园待命。我带部达到时天已明，李福涵、余青州及县团人员到达后，由李、余召集三个营长开短会，问各营准备好否？如情况不好，各营听候命令，准备向成佳方向转移。散会后，我与王桂林碰头，研究决定，由派五人上后山高坡向东南方向瞭望，如发现大批部队，立即向我报告。同时，各派联络员，王桂林派龚明书到丹棱方向联络，我派杨代耕向眉山方向联络。待杨出发后，我叫部队原地坐下待命。我本人登上新西门城墙上巡视，我先派出的哨兵即跑步来报告，南门外解放军大部已向我城开来。我得到报告时，立即快步跑到西门，并见解放军部队由南向西绕来。果然是解放军，我当即用帽子和白手巾表示迎接。但城门紧闭，我便从城墙上跳下去，与解放军握手欢迎。解放军问我：‘你的部队在哪里？’我说：‘在后花园。’于是我便前头带路把解放军部队带进新西门。当时，李、余已不见了。后知二人因得龚明书报告后，分头去迎接解放军工作去了。我同解放军回到后花园，只剩下我的一个营在场。新来的解放军首长向全营讲话，交待党的政策。后我请求缴械，首长说：‘你这个部队不与缴械。’同时给我部下达了任务：‘一是你部驻原地点，二是你部副总全城治安。’”
蒲江县自卫团一营战士费新明的起义人员证明书
时任蒲江县自卫团三营七连一排排长龚明书的《和平解放蒲江当天经历》（《蒲江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86）一文回忆：“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上午八时，我所在的七连突然接到营部命令，全体官兵集合到后花园等候待命。九时许，三营营长王桂林来七连通知我，要我带领两名士兵出南门沿丹棱方向前进。任务是：与解放军取得联络，若遇‘友军’让其只能从城外经过，不许进城。其它任务，未作交待。我随即带领本排董文湘（副班长）、梁永洲两名士兵赓即出城。当走到南门城门洞时，迎面碰到几名自称“友军”的军人。我问他们‘是哪—个部队的？’他们回答‘是友军’。我说：‘友军只能从城外经过。’他们回答说：‘已经从城外通过了’。我当即叫梁永洲赶回营部报告情况。梁走后，我同董文湘又继续向前，十时左右，我俩过了踏水桥，走到曹铁炉时，只见大批部队以小跑的行军速度向蒲江县城方向推进，由于相距较远，我和董文湘都未看清部队番号，所以分不清是‘友军’还是解放军。当时我内心想：假如蒲江打起仗来要死人的。因此我硬着头皮，掏出手巾，一边跑向部队，一边摇幌着手巾，作为联络信号。当我们接近部队时，才看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还是以小跑的速度前进，我当时很着急，边摇幌手巾边喊：‘你们的首长在哪里，我是奉命前来联络的，城内没有部队。’”我停站在一根田坎上，这时走过来一个穿雨衣的解放军同志，并问我：‘你们城内有多少部队，是什么部队，有多少武器？’我根据我所知的情况一一作了回答。随即我与董文湘带着解放军大部队沿着辛街准备从南门进城，行到南门见南门已经关闭，我们又顺着城墙到达西门，西门也是关闭的。我知道新西门没有城门无法关闭，为了使解放军信任我们的诚意，我决定留下副班长董文湘随同大部队在西门城外等候，我同两名解放军绕至新西门。在途中，我发现二营营长郭应举在向解放军挥动白旗。我将两名解放军带至后花园，立即向伪县长李福涵和伪团长余青州作了报告：解放大军已经到了城外，要你们立刻开城。李福涵见大势已去，只好让我去西门开门。同时，余青州将城内所有部队集中在后花园，一清点，全团少了一个第三营。余青州当即命令我去彭榜山方向寻找第三营，要他们马上回县城。在两名解放军同志的陪同下，我们沿着彭榜山方向，当行至三柏一石土地处，见到一名哨兵，我问他是哪一部分的，哨兵回答：是三营的。三营营长王桂林和七连连长安治听到我的声音，从一间草房内走出来。我告诉他们：解放军已经到了，团长命令你们立刻把队伍带回城去。王桂林将第三营带进城后，余青州命令部队各回营地，原地待命。”
时为蒲江县卫生院护士的吕奇灵回忆：“在难忘的这天，卫生院的其他人员由于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早就跑去躲藏起来，只有我和付月伦等五人，臂戴红十字，身背红十字药包，打起红十字大旗，走上街头，穿过全城，迎接过解放军，欢呼蒲江的解放”，“在大喜大庆日子里，我和院内的其他同志，不分白黑地与解放军医治伤员，医治共产党派到地方的干部，医治群众就诊病人，并接受任务收容国民党军俘虏伤员等任务，以实际行动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解放军进入蒲江县城时经过的踏水桥
曾经见证蒲江解放的县城城墙
该日，蒲江县政府电话通知各乡镇，命令：从即日起蒲江各乡镇宣布解放，并要求准备鞭炮迎接解放军。
1949年12月28日蒲江县三等邮局内呈第47号文件《呈报蒲江县解放后情形》（蒲江县档案馆第第19全宗第3卷）记载，其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于本月十九日午后二点解放蒲江，未遭遇抵抗”；其二“各政府机关人员均未疏散，解放后秩序良好，公物票款无损失”；其三“机关人员现仍各守岗位，解放军接收人员闻将分别接收”。
蒲江县史志办编纂的《中国共产党蒲江县历史第一卷（1927-1949）》（川成新出内第041号，2007）记载：“余青洲命令集结后花园的部队原地不动，对部队说：‘解放军昨天已到达丹棱，今天可能到达蒲江，本来军人的天职要有牺牲精神，可是蒋介石的精华部队都逃了，我们能够抵抗共产党吗？再说自己人能打自己人吗？’他派王桂林带领自卫团第三营出小西门，把全营埋伏在通往名山方向的红高炉，以防第一营被李福涵、周韵之强行拖走。余青洲为了稳定民心，亲自骑马到城内各处安慰群众，他对慌乱的人们说：‘大家不要惊慌。我们不会同解放军打仗，也不会离开蒲江的。’余青洲一面命令大开城门，迎接解放军入城；一面派人通知王桂林，将全营官兵带回参加起义。解放军顺利进城，蒲江县城解放，人民群众在南街燃放鞭炮欢迎，解放军女同志站在长板凳上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革命歌曲。县城内外广大群众奔走相告，欢庆解放。解放军首长在后花园向自卫团起义官兵作了讲话，高度赞扬其幡然觉悟，投向光明的正义行动，并要求大家保护好武器装备，等候指示。国民党蒲江自卫团的起义，使蒲江赢得了和平解放，蒲江人民的生命财产得以免受战火之戮。为维护社会秩序，第10军一个连留驻蒲江，其余部队东下进攻新津。”
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军和平解放蒲江的历史，见诸解放军各级指战员的回忆与军史文献记载。
时任第10军军长杜义德的《进军四川——和国民党军在大陆最后的一次决战》（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成都军区政治部联络部编《回忆四川解放》，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一文回忆，“19日，解放蒲江，县自卫团700人向我投降。”
第10军首长合影，从左至右：政委卢仁灿
后勤部政委范朝福、军长杜义德、后勤部部长张宜步、参谋长赵晓舟
第10军83团团长刘元奎、副团长曹西康、政治处主任燕翼、排长李来柱
时任第10军28师师长陈中民、团长王一、副团长程超《七千里追歼》（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成都军区政治部联络部编《回忆四川解放》，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一文回忆：“19日抢占蒲江，自卫团七百余人向我投降。并长驱直入，连克寿安场、高田、公义场、范水口、高桥，攻占陆兴场、永兴场后就地集结。到此，敌人最后一条逃路被我截断。”
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李来柱上将，时任第10军28师83团二营四连二排排长，他在《峥嵘岁月李来柱上将日记》（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绘制一张“李来柱上将战斗足迹图”，记载他随军从丹棱进入蒲江。
李来柱上将战斗足迹图（局部）
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28卷（解放军出版社，2013）“范朝利中将”记载：1949年12月时任第10军副军长的范朝利奉第三兵团令指挥第十军向川西挺进，“18、19日，第十军乘胜追击，完全控制青神、眉山、丹棱地区各要点，切断了成都国民党军逃向云南的通道。当范朝利率领军直到达蒲江、义德附近时，得知第二十八师已解放蒲江，他速派作战参谋向军长杜义德说明情况，并建议第二十九、三十师不经蒲江，直接渡青衣江向西追击国民党军。这一建议被采纳，为迅速合围南逃之国民党军赢得了时间。”
第10军副军长范朝利
成都军区编的《刘邓大军解放西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六章“会战成都”“关键一步”一节，记载：第十军“至19日先后解放眉山、丹棱、蒲江，逼近邛崃地区。”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著的《1949 山西干部南下实录》（山西人民出版社 , 2012）记载，1950年3月17日，当时负责中共四川工委工作的李井泉在作“成都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关于接管工作的报告”中，讲到：“19、20两日继占蒲江、邛崃、大邑等城，至此胡匪退路完全被我军斩断。”
据《天下之脊：刘邓大军征程志略》（中央文献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4）第三卷《天翻地覆》第三章《横扫千军》第五节《成都平原围歼战》记载：12月19日，第十军“攻占眉山、丹棱、蒲江”，“第十军二十八师从丹棱北上，翻越长秋山，解放蒲江县城，县自卫团700余人投诚。然后，顺蒲江新津公路向东北方向发展，当天连克寿安镇、高河场、回龙镇、永兴场，直逼新津县城。”该图志，收录一张“刚刚解放的蒲江县政府”的珍贵照片。民国时的蒲江县政府牌匾、县衙照壁、水井、院落、田粮处、办公室、监狱、牌坊，一一历历在目，一解放军战士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站立于大门处，一穿长衫子者跟一起义国民党士兵进入县政府去说事。
继第10军解放蒲江县城、主力东进围堵胡宗南军时，12月20日，第16军46师宣传队进驻蒲江县城。
时任第16军46师宣传员的李天正《记四十六师宣传队随军入川》（王永康主编《战火中的文艺战士》，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一文回忆：12月20日，“吃了早饭，部队急行军一路绕道丹棱到川北小城蒲江”，“下午，部队进驻蒲江城。整洁的小城，好客的百姓，我们军民之间关系很好”。第二天，“舒舒服服的酣睡，一觉醒来，照例给老乡扫地、挑水、洗衣服”，“中午饭后司务长通知各分队找老乡家借东西，准备明天包饺子。大家高兴地忙着，有的借东西，劈柴禾，有的打开本子写日记，有的和房东小孩戏闹着。大约下午3点钟，急促的哨声响了。‘打背包紧急集合！’前指导员作了简单的动员：‘今天上午在西边西崃场一带打响了，胡宗南突围想逃跑，被我们压回去了。我们马上到前面去接受任务。’部队快速向城西出发了”。第三天，武装起来的第46师宣传队“押着三百多人的军官俘虏大队，有校官、尉官，还有十几名被俘的官太太，一路遵循我们宣布的行军纪律往蒲江走”，“到蒲江城共25公里，足足走了六七个小时。”宣传队将俘虏大队带到县城中心的文庙，完成任务后“回到了原来居住的老乡的家。”1950年1月2日，宣传队领受新任务，到文庙对俘虏开展大检查行动。随后，第46师宣传队离开蒲江回返到贵州驻扎。
蒲江文庙大成殿
1949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西南前线23日电“成都外围连克蒲江邛崃大邑”，称：“人民解放军某部于十九、二十两天在成都外围新津以西地区俘敌一八七师参谋长凌瑞华以下万余人，并解放蒲江、邛崃、大邑三城，缴获汽车二百余辆。”24、25日，《大公报》《长江日报》《新闻日报》《河南日报》《内蒙古日报》《工人日报》《胶东日报》相继报道：“成都外围我军获捷，西面解放蒲江、邛崃、大邑，俘敌万人缴获汽车二百余辆”，“成都外围俘匪万余人，绵阳蒲江等六城解放”，“成都外围及川北地区俘敌万余解放蒲江、大邑、邛崃、梓潼、绵阳、南江六城”。
1949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刊载解放军攻克蒲江
蒲江县史志办编纂的《中国共产党蒲江县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记载：“为维护社会秩序，等候政权接管，10军留一个连驻蒲江县城。12月21日，在驻蒲部队的发起下，各界爱国人士组成蒲江解放委员会，余青洲任主任委员，袁至诚任副主任委员，周良弼、陈君衡等任委员。解放委员会成立后，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筹集粮秣柴火，向各界人士宣传《共同纲领》，维持地方治安、支援部队围歼国民党残敌，收容和押运俘虏，为政权接管准备了条件。”
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蒲江县城，完成对胡宗南军的西面包围，切断其西逃雅安经西昌到云南的去路，为成都战役胜利奠定的坚实基石。据考，蒲江县城是成都地区（注：简阳为成都代管前）第一个由人民解放军进驻而获解放的县城。蒲城解放，是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为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奉献的一份隆重礼物，由此揭开蒲江历史之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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